大西洋月刊作者彼得·尼古拉斯专访了美国现任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谈到了她做为副总统并不为外界所知的细节。

副总统从她的西翼办公桌后面走出来迎接我,她口罩上方的眼中闪着微笑。上次我来这间特殊的办公室时,里面的人还是彭斯。

而且,如果不是有几个州的选举官员顶住忽略选举结果压力,哈里斯的办公桌仍然会属于他。

特朗普最极端的支持者依然抱着希望,认为选举结果将以某种方式被推翻,而特朗普也将在本月恢复办公。在哈里斯和我会面的三天前,警察在国会作证,讲述了与涌入美国国会试图阻止1月6日选举认证的特朗普支持者之间,发生的地狱般的冲突。

一位黑人警官哈里·邓恩谈到,他多次被骚乱者骂N字(针对黑人的侮辱性字眼)。

她告诉我:“1月6日的某个方面毫无疑问是关于选举的,但1月6日也包含了我们国家内部一种长期演变的、对政府越来越不信任的情况。”

她说,拜登政府为避免重蹈覆辙而必须做的是,展示“政府与美国人民生活的关联性”。

哈里斯的回答为所发生的事情,以及谁该为此负责涂上了一层奇妙的乐观色彩,尤其是对一个前检察官来说。随着谈话深入,我也看到了属于政治家的“阻挠议事”手法,她限制了记者在有限时间内的提问数量。而哈里斯的回答,会从对未遂政变的思考开始,说到对儿童税收抵扣结束。

但她也有理由以更直接的方式应对这一危险时刻,因为她被定位为的未来。拜登作为有史以来最年长的总统,并不能保证能够在2024年寻求连任,这使哈里斯成为了他的继承人。

然而,许多人公开怀疑哈里斯是否有能力击败特朗普(如果他再次竞选的话),或以特朗普为模型重塑自己的众多共和党人中的一员。来自亚利桑那州的温和派前参议员丹尼斯·德康西尼说:“我也不想这么说,但胜选对她来说将是非常困难的。这是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而且事情也不该是这样的”。

民意调查显示,拜登明显比哈里斯更受欢迎,而且他的团队比她的团队运作得更顺利。如果她不尽快缩小这一差距,内的挑战者就将进入未来的总统初选。即便她能在党内斗争中获胜,她也很难赢得总统职位,除非她能赢得大多数选民的支持。而她上次试图赢得党内提名时就举步维艰。

拜登将他的竞选活动定义为一场为美国的灵魂而战的斗争,一场不能输的捍卫民主的战斗。他赢得了这场战斗的第一回合。

尽管拜登和奥巴马之间的关系很融洽,但负责奥巴马2012年连任竞选活动的工作人员还是考虑过抛弃当时的副总统拜登,转而选择希拉里。作为一个战略问题,副总统喜欢把自己与现任总统拴在一起。谋划一条独立与总统的道路,将很快疏远西翼(总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使他们对看上去像背叛的行为保持警惕。

曾任副总统戈尔的幕僚长、后来担任克林顿总统副幕僚长的罗伊·尼尔告诉我:“你不能看起来像是在疏远总统,总统和他的亲信能把你的双腿斩断。让你一瞬间就被排除在重要会议之外,被排除在公共露面和行程外,而当你想增加工作人员时,他们会突然说不。这很可能发生,而且可能会发生得非常快。”

当拜登挑选她作为他的竞选伙伴时,互相并不了解。她告诉我,现在他们已经变得很亲密,可她还能怎么说呢?

从根本上说,政治联盟主要是交易性的,尽管哈里斯说她和拜登拥有相同的价值观。她说:“如果只是看我们的表面,人们会认为我们并没有什么共同点,尽管我们有非常多的共同点。的确,我们是不同种族,不同性别,不同世代的人。但在最关心的事务上,我们之间都是共同点。”

尽管如此,在他们执政第一年里,有些事情还是不太对劲。根据民调数据聚合网站Real Clear Politics的民调平均值,哈里斯的支持率为45%,比拜登低七个百分点。一位白宫高级官员说,哈里斯的评分与拜登不符并不令人惊讶,“副总统没有那么出名!”

但洛杉矶时报的分析显示,哈里斯在担任副总统时的受欢迎程度,低于类似时间点上的拜登、切尼(小布什的副总统)和戈尔。

对拜登和哈里斯的支持率差距的最简单解释,是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男性对哈里斯的看法中,正面和负面间的差距有18个百分点,她是保守派学者的一个方便的攻击对象,他们通过性别歧视的说法贬低她。

4月,Newsmax(右翼有线电视台)主持人格兰特·斯廷奇菲尔德播放了哈里斯的笑声片段,并将她比作“西方的邪恶女巫”(《绿野仙踪》里的反派,哈里斯本人也来自西岸的加州)。评论员杰西·凯利上个月在塔克·卡尔森的福克斯新闻节目中做客时说,她 “在政治生涯是作为(前加州议会议长)威利·布朗的香肠包开始的”,这里指的是两人曾经约会的报道。

曾管理希拉里2008年总统竞选活动的帕蒂·索利斯·多伊尔告诉我,“我自己作为一名有色人种女性,并为能选上第一位女总统工作了很长时间,我知道对女性从政有不同的标准。我不认为哈里斯副总统的表现比现代史上任何其他的副总统都要差。”

最激烈地为哈里斯辩护的人暗示,拜登将她置于一个进退两难的位置。她的一些盟友告诉我,他们对她接受了遏制非法移民潮的艰巨任务感到不安,担心这个问题可能会使任何未来的总统竞选计划失败。他们对拜登派给她这份工作,以及她的工作人员让她接受这份工作而感到恼火。

她的一位竞选筹款人告诉我,她过去的也是未来潜在的总统竞争对手,交通部长皮特·布蒂吉格正在全国各地谈论美国人急切希望修建的道路和桥梁项目,而哈里斯却成为了政治中最两极化问题的代言人。

但这种说法也忽略了这份工作的冷酷现实, 一位白宫高级官员告诉我:“我不知道有多少成功的副总统,是在拒绝总统任务后还能保持成功的。”

某些拜登的捐助者仍然没有原谅她在第一次总统辩论中,攻击拜登曾反对过的消除种族隔离的公交车政策。“野心”这个词一次又一次地渗入谈话中,仿佛野心对于一个总统候选人来说是一件坏事。

一位拜登的筹款人告诉我,“这让人不禁会想,在做出那种事以后,她到底还能有多不择手段。”

但在其他人看来,这种说法似乎很空洞。在1980年的总统竞选中,老布什也嘲笑了里根的纲领是“巫术经济学”,然后又成为了里根忠实的副总统。

我问哈里斯,她是否后悔在2019年的辩论中与拜登对着干。她说话时身体在座位上向前倾,也从未中断与我的目光接触,但她没有完全回答我的问题。

她说:“在种族问题和承认我国的种族主义历史上,我们之间并没有分歧。至于今后要做什么来争取种族、性别等其他方面的平等上,我们也很一致。”

在华盛顿政治圈子里,总统通常是个局外人,而副总统则是个局内人,体会着政治的繁琐习俗。拜登和哈里斯的二人组却是这种情况的反面。她是相对的局外人,而他却是局内人。

圣路易斯大学法学院的副总统学者乔尔·戈德斯坦告诉我:“这并不意味着副总统不能成为重要和有效力的人物。这只是意味着,她会有所不同。”

拜登不一定需要哈里斯来完成立法谈判。他的白宫里有很多西翼和国会山的资深人士。就这一点而言,拜登自己就能做到。以前,被叫去与国会就有可能失败的提案讨价还价的也不是奥巴马。

奥巴马白宫前副幕僚长吉姆·梅西纳告诉我:“当谈判奥巴马医改时,我们把拜登带去了国会,而不是奥巴马。”

在担任奥巴马副总统的第一年,拜登监督了一个顺利执行的800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而哈里斯带头解决的两个问题是移民和投票权,她在每个问题上的印记感觉都很模糊。

她于6月访问了危地马拉,当时正值越境人数激增的危机。在那里,她传递了一个白宫希望传播的信息。她对那些打算前往美国边境的人说:“不要来。”

自由派人士表示反对。来自纽约的人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特兹议员在推特上说,移民寻求庇护是合法的。

哈里斯告诉我:“我的部分挫折感来自这个系统鼓励碎片式传播的方式”,而不是“深度和思想”。她似乎真的对媒体对她的描述感到厌烦,特别是当涉及到那些推动头条新闻的碎片时。

但哈里斯也对只言片语的政治力量有着敏锐的认识。当她在第一次辩论中就校车问题向拜登提出质疑时,她谈到了一个加利福尼亚的小女孩,她曾是一个种族融合班级的一员。她说:“那个小女孩就是我”。此后不久,她的竞选团队开始出售印有这句线美元。

她对拜登的价值大部分来自于公众看不到的互动。她每天会花几个小时与总统会面,私下里提供建议,并提供一个植根于与他截然不同的生活经历的观点。作为一名前检察官,哈里斯会向官员们追问他们话里的意思,希望能满意回答拜登的问题。

在最近的总统过渡时期,戈尔的前助手尼尔给哈里斯发了一份备忘录,警告说副总统的工作很容易出问题。他详细说明了副总统会如何需要明确的指导,即总统到底期望什么。

尼尔告诉我:“我提到了一些事情,比如确保你的员工不会被卷入关于总统团队的八卦游戏中。你必须确保你的员工是谨慎的。谨慎就是一切。”

然而到目前为止,哈里斯团队并不总是谨慎的。6月的一篇Politico的报道描述了她办公室内的“紧张和沉闷”的气氛。一个消息来源告诉媒体:“人们从最高层被抛入谷底,爆裂气氛一触即发,这是一个虐待性的环境。”

哈里斯也正在努力改进。她咨询了五花八门的人,他们为她提供了来自身边人之外的观点。比如米尼恩·摩尔曾负责监督她的过渡工作;唐娜·布拉泽尔负责管理戈尔2000年的竞选活动;而凯伦·芬尼是希拉里·克林顿2016年总统竞选团队的前发言人。她可能很快就会再雇佣一些华盛顿的资深人士来加强她的工作人员。

今年4月,她与总统历史学家道格拉斯·布林克利通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他们谈到了哈里斯可能效仿的成功的副总统模式。她提出的一个担忧是,人们认为 “她没有追随拜登的步伐”,而新闻媒体可能会“找到一种方法使他们不合”。

哈里斯还曾与前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交谈。吉米·卡特和蒙代尔的联手标志着现代副总统制度的开始。1977年,在上任前一个月,蒙代尔给卡特发了一份11页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已成为一个基础性文本。他写道:“我充分认识到,我个人的和政治生涯的成功,完全取决于你和你的政府的成就。”

“简而言之,我与他分享的一件事是,我非常敏锐的意识到我是他政治遗产的一部分,”哈里斯说。

她开始列举蒙代尔是如何改变了副总统的职能,指出,他是“第一个在西翼拥有这间办公室的人;是第一人,这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卡特的慷慨,让他能在内政和外交政策方面承担了如此重大的责任。”

而后来,当蒙代尔竞选总统并选择杰拉尔丁·费拉罗作为他的竞选伙伴时,他是“第一个说女人可以当副总统的人”。

如果哈里斯在下一次选举或之后的选举中竞选总统,她将作为一个强有力的热门人选开始竞选。但她是也是一个没有证明自己的最高级别的候选人。2020年她的初选活动并不顺利;在爱荷华州的第一次竞选前一个月,她就退出了。

来自传统上是全美第一个初选州的新罕布什尔州(注:爱荷华州是第一个开始初选的州,但是其制度被称为“党团会议”,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选举投票)的州参议员卢·达利桑德罗说, “我不认为人们对她有压倒性的热情,他们就是不认识她。”

通常情况下,现任副总统很容易扫除党内障碍。但如果拜登准备退休,这种情况则不太可能发生。曾在2000年向戈尔发起强烈挑战的前参议员比尔·布拉德利说,“我没发现有很多人说,好吧,她是副总统。现在她就自动成为候选人了。事情不是这么发展的。”

我问哈里斯,作为一名有色人种的女性,她是否面临双重标准。她回避了问题,笑着说:“这么说吧,当我与德国总理默克尔,或约旦国王,或日本或韩国总理会面时,我就是美国的副总统。我代表我的国家。代表我的总统。”

热点事件总有办法重新点燃政治生涯。2017年,哈里斯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质疑时任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时,展示了她的辩诉能力,对他在总统竞选期间与俄罗斯人进行的接触行为进行了质疑。一年后,她再次登上头条,因为她对最高法院官提名人布雷特·卡瓦诺进行了尖锐的质询,后者在涉及性权利的交流中显得很茫然。这就是似乎就是她能够引来支持者们的人格魅力。

拜登在听到特朗普说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的白人至上主义集会中“两边都有非常好的人”之后,第三次选择了竞选总统。而对哈里斯来说,1月6日可能也是这种清醒时刻。随着调查人员逐渐揭露出美国如何差点滑入独裁主义的全貌,这个国家或许已经准备好接受一个前检察官和一位试图维护民主的候选人。

她告诉我:“我们是一个民主国家,权力应该掌握在人民手中。但人民也必须感受到这一点。并不是因为我们对此发表了动听的演讲,而是因为在我们的政策、结构和体系中,我们实际体现并贯彻了这一原则。”

也许选民会会认同他们在参议院听证会上看到的哈里斯,尽管她需要表现出更多魄力,远超过她作为拜登的副手时的模样。长期以来支撑着总统和副总统之间关系的种种礼节可能已经过时了。而如果哈里斯是继承人,她必须是可胜选的,需要建立一个成功的政治形象。

前几任总统压制了副总统的独立表现,但拜登和他的西翼工作人员有能力改变这种做法。如果拜登真的认为反对特朗普主义的斗争是为美国的灵魂而战,他就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支持他最可能的继任者,尽管其中包含着短期的政治成本,来赋予她定义自己形象的自由。

民主是受欢迎的,1月6日的叛乱则不是。这是一个能够获胜的议题,哈里斯也可以将其为己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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